随着传统媒体报道空间收缩，文娱产品逐渐承担起公共议题讨论的功能，电影、脱口秀等成为探讨性别、家庭与爱国主义的重要载体。《人物》等特稿杂志转向明星报道，反映媒体内容的娱乐化趋势。视觉文本凭借多渠道传播优势压制语言文本，推动文娱信息泛化。微博、小红书等平台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公共讨论场域，但其娱乐化氛围使 “公共资源” 被明星频繁占用。所谓 “占用公共资源” 的道歉话语，实则掩盖了注意力分配背后的权力结构问题。文娱不仅成为公众情绪的出口，也反过来影响媒体议程，形成以娱乐为中介的新型公共性。